诗人马卓为了改变他蜗居山村的现状，从隆回跑到邵阳来参加公务员考试。临考的前一天下午，他没有呆在旅馆里猛背考题，做一把最后的冲刺，而是搭了个摩的，来看看我这个诗友兼老乡。故人相聚，自有一番感慨。回忆起初次相识，乃是在四年前的古城武冈。那时我还闷在宝方山下的红砖宿舍里默默地酝酿着文学梦，在书本和山水间孤独地遨游，几乎不为人所知。陡然有家乡的诗人来访，自然于寂寞中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亲切。马卓是和马逸云联袂而来，他们是同处一个山村的挚友。逸云先前和我通过几封信，交流过一些对诗歌的看法，马卓也是他在信中隆重予以介绍的。初次跟他们二人见面，就在对方的眉宇间读出了和自己类似的落寞和忧郁。三个人都是寡言之辈，默默地穿过老南门洞子，在都梁古道上并肩而行。其时夜色弥漫，星光寂寥，红尘中有灯红酒绿，笑语喧哗，但和年轻而沉郁的诗人们似乎没什么关系。我们和世界之间好像隔了一道无形的玻璃屏障，似乎离得很近，却终究无法融入。或许诗歌就产生于此种陌生化的观照之中吧。此景此感，今天回忆起来，仍是宛如在昨夜。此刻与马卓重逢，思及逸云已于三年多前弃世，如白云飘然远逝于渺茫无极之处，未免心生凄怆。回忆起那时我闻讯赶去长甄，但见孤坟一座，隐于乱松杂草之间，坟前空寂无碑，便询问马卓，现在是否已经立好碑？眼睛立刻红了，马卓轻轻摇摇头，然后又解释道逸云家里实在太穷。我委实感到难过，低头无言。后来我就提议发动湘西南的本土诗人捐款，来为逸云立碑，不至于其长眠之地数十年后沦为无主之坟，并与马卓约定，由我负责筹款，由他负责立碑箍坟。

　　送走马卓后，本想把自己关进书房里，推敲一下此事的具体实施步骤，无奈心潮难平，在客厅里走过来踱过去，面前总晃动着马逸云久违的身影。印象中他的头发微卷，看人时习惯眯起眼，朴实中透露着些许孤傲。听说，他在日记中很早就记载着身上的异常症状，比如经常有血尿，比如皮肤青紫。但家里太穷，供他读书已是非常勉强。他便一直挺着，没告诉任何人，或许还心存侥幸，企盼着不是什么大病。师范毕业后，当了乡村小学老师，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他有义务替日益年迈的双亲把担子挑起来。攒下微薄的工资，逸云替家里修了新砖屋，但背上了不轻的债务。缺钱治疗，他干脆不理会身上的病魔，单凭着对亲人的责任感和对诗歌的痴迷在人世间支撑着行走。与我通信的时候，他其实已到了白血病中晚期，忍受着越来越频繁的高烧，却不肯到大医院去做明确的诊断，每次只在乡诊所打针退烧了事。在信中他根本不提自己的痛苦，只是热情洋溢地与我探讨诗艺。见面后，他到我宿舍长谈，并久久在我的书架前流连。见他抽出《西川的诗》，翻看后久久不愿释手，我后来买了一本寄给了他，并说他长得有点像西川，希望能从中有所受益。逸云很高兴，在电话中表示以后要多读书，多向西方现代派诗歌学习，传达给我的乃是向诗歌高峰攀爬的勃勃雄心。但他又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不顾朋友们的反对，急着要把他在艰难岁月中积攒下的诗篇结集自费出版，并和四川某诗歌刊物编辑商谈了出版事宜。那个编辑发过他的诗，谈到签定协议的问题时，就摆出老师的身份，表示无须如此。逸云生性淳朴，对该编辑又向来心存感激，就相信了他的空口承诺，把诗稿和借来的几千块钱寄过去。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日思夜想的就是这本诗集的面世。但他永远看不到了。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七日，他再次遭受高烧的猛烈袭击。在乡诊所打完吊针暂时压下眩晕感后，他意识到自己可能再也挺不过去了，死神将因为他的清寒而提前攫走他年轻的生命。逸云回到家中，要求跟双亲睡在一张床上。第二天凌晨，他开始剧烈地颤抖。惊慌的父母把他抱上乡村的三轮摩托，往县城赶去。但已经来不及了，在车上，这对一辈子吃苦的夫妻眼睁睁地看着唯一的儿子在怀中渐渐冷去饱受重压的身体。逸云逝世后，在异乡打工的女朋友闻讯赶回，大哭一场后，带走了他留存在家的全部文稿。而某编辑为他出书的事，却始终没有下文。马卓一再打电话过去，那边总是说会出，但一拖就是近四年，到如今仍是空花泡影。逸云地下有知，倒应该去四川找此人好好谈谈，问他到底有没有做人应该具备的良心。

　　思及此事，我感到义愤难平，站在窗前，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方稍舒胸中郁闷，转而又想起马卓提起过，在逸云身后，村人倒有些议论，说他平常不怎么跟人打招呼，似乎过于冷傲。马卓当时感到很疑惑，因为逸云跟他在一起，总是那样热情而善解人意，口才也很不错。我倒是非常理解。诗人就是这样，不太会伪装自己，在人际交往中往往显得笨拙而突兀，所以他们比常人要遭受更多的磨难和非议。他们全部的智慧和心力都凝聚在了那些美丽的诗句上，所以不太会花心思去琢磨如何应对他人，如何在复杂的人际框架中游刃有余。诚然，写诗不能够成为无视日常生活的借口。但诗歌是语言最精粹的表现形式，诗人以其毕生精力擦亮语言的神灯，维护着语言的纯度，任何民族，任何国度，对自己语言的守护者多些宽容和谅解，总是应该做到的。一个连自己的诗人都不懂得爱护的国度，无论在物质发展上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其精神质量总是令人生疑。中华民族在这方面本来有很好的传统。陶渊明，李太白，苏东坡，这些狂狷不羁的诗人，虽然也遭受了种种打击，但大部分人对他们总是怀着真挚的热爱，对他们每一次才华的挥洒总是报以会心的微笑和热烈的掌声。甚至连皇帝本人都对飘零江湖的诗人表示倾慕。唐明皇欣赏李太白的飘逸纵横之才，以御手调羹的方式表示对他的关爱。宋神宗牵挂贬谪在外的苏东坡，每次读到内侍所呈的诗人新作，就会停箸不食，咏叹再三。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整个民族都具有极高的文学鉴赏能力，连邻家的老妇都能对诗人于羁旅中的题壁之句进行品评，连酿酒的村夫都能从诗人的对月长吟中感受到审美的愉悦。但是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我们这个民族似乎遗落了太多的美好传统，对艺术的细致感受力也变得粗糙，甚至是一片茫然，似乎现代化仅仅意味着拥有数字化电视和全自动洗衣机。西川说过，这是一个粗通文墨的时代。那么，语言的最高形式遭受冷落，算是大势所趋。诗人和诗歌的日益艰难，也可想而知。不过没关系，世界上只要仍有一个诗人存在，诗歌就不会死亡。而只要有灵魂在闪光，总有人会提笔写出那些让人迷醉的诗行。尽管海子死去的时候穷得只剩下一堆书，尽管昌耀为病魔所逼无钱治疗最后从高楼上一跃而下，但我相信他们是有福的——哪怕在尘世中活得再艰难，总有诗歌来充实这些敏感而受伤的心灵。我相信，逸云也曾幸福过。至少在写下那些奇崛灵动的诗句时，他是幸福的。我相信。

　　似乎是得到了某种安慰，我微微叹口气，拿起了电话。

　　二零零六年清明时节，湘西南本土诗人马笑泉、马卓、李春龙、龙章辉、贺君，捐款千元，为英年早逝的诗友马逸云（原名马中平）立碑箍坟于隆回六都寨镇长鄄村马环坳，并对普天下尚在尘世中辗转奔波的诗人们说一声：珍惜自己，就是珍惜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