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湘西南的雪峰山脚下，有一条美丽的辰河，它是资江的支流，文学的灵性、浪漫和激情，一直在这里氤氲着，飘逸着。辰河流经的地方，就是清代大思想家、大诗人魏源的故乡，这里始终有一群不知疲倦的书生，他们不停地婉转歌唱，让自己文学的歌声，循沿资江，流经洞庭，汇注长江，倾入大海。罗长江、匡国泰、谭克修、马笑泉、郑小驴等一批作家从这里走出。其中，罗长江、匡国泰无疑是上一代隆回诗歌创作的代表人物，谭克修是隆回诗歌从乡土走向城镇的一个转折性、标志性人物；马笑泉与郑小驴都是先写诗歌，后以小说成名的实力派作家；周伟那些由亦庄亦谐的湘西南话语系统构建而成的、富有诗性的乡土散文，也让人耳目一新。

（一）

罗长江早前出版过长篇小说《山国》、散文集《杨梅梦里红》等著作，近期出版的长篇叙事散文诗《大地苍黄》则以立体长卷式的全新文本，美丽地装点了散文诗寥落的天空。
罗长江年轻时写诗喜欢用色彩斑斓的意象来展开自己的想象，他往往通过搜集有关故乡的视觉形象、听觉形象，使视听艺术形象交汇，而让抒情主人公的心灵色彩闪烁不定、飘忽朦胧，如《故乡的红草莓》，诗人颇注重“诗的生命体验和语言意识”，由此带出“诗的美感情绪和美感享受”；在《梦色中的资江》中，诗人通过朦胧迷离的境界凸显出大自然的激越、柔和、粗犷和甜美，别具一番风味。意象的广泛运用，使得罗长江的诗歌柔美流丽，特色独具。在罗长江的诗中，情与物之间的主客变幻得心应手，跳动自如，使情中有物、物中有情，他诗中的意象集合了比喻、象征等多种手法。特别是通感的运用，使意象、情绪、哲理融为一体，同时，也使得其诗飘逸、潇洒、俊美。
学者王志清在《特立独行的全新文本——罗长江〈大地苍黄〉的三个看点》中这样评价《大地苍黄》：“作者既联结了上苍，也接通了地气，进入到了自由之境，打开了畅想的空间，使得这些历史的、现实的、原生态的生活形态纷纷进入了作家当代意识的烛照，进入了诗性的文化的关怀。”诗人突破了古今之囿，同时也疏离了具体现实和当下心灵，极其自由而流畅地驰骋着想象，忽古忽今，忽远忽近，忽虚忽实，忽浓忽淡，忽张忽弛，从容流转，娓娓道来，建构起张力饱满的文化空间，成为诗意饱满的生态情境。湘西南故乡的那些已经逝去了的历史与故事，成为一方方美丽的块面，仿佛漫不经心地信手拈来，而形成了美与美的块面的组合，大类于王维诗歌纯以物象并置的手法，表现出强劲的艺术张力。尤其是作者通过这种画面的并置与叠加，反映出湘西南地域的成长史、文明史、民族史、风俗史、精神史，也表现出诗人对生命价值的拷问，对精神高度的向往。
罗长江的武陵源系列散文颇得好评。这些散文抒发了人与自然的亲和感。著名文学评论家龙长吟评曰：“也许是山水的过于美丽，注定了作者要以自然美的崇拜者的姿态去亲和自然。在状山水之妙、抒物我之情时，不愿以一己之得失、人间之忧乐、社会之利弊去浸染自然山水，玷污远古遗产。文章既不切入政治时事，又不耽于人生体验，也不殚思竭虑于哲理意蕴；既不倾吐郁结、宣泄激情，也无高扬的得意之态，而是净化了心灵与生活，净化了人生与社会，无愤世嫉俗之痛，无社会、历史、人生之忧，更无个人的不满不平，充溢着的是人与自然的平衡、和谐、温馨。它引导读者舍名利之欲，去荣辱之念，获得心灵的平静与充实。这就是罗长江这组系列散文的人格力量之所在，也是其散文创意之所在。加之语言纯正，气势流逸，文章自有一种风度，一种韵味，作品流露出明显的文人化倾向。沉郁的散文给人忧思，激昂的散文让人振奋，亲和的散文给人以温馨与静逸。在社会有不平，人生多烦恼的时候，温馨静逸的散文为人排忧、解烦去愁，自有其特别的价值。这也是罗长江山水散文文人化倾向最富艺术魅力的地方。”（见龙长吟《在怀化学院演讲——关于评论写作的几个问题》）

（二）

匡国泰是一个颇有灵气的诗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就出版了《如梦的青山》、《鸟巢下的风景》、《青山的童话》等3部诗集。“在实际的数量方面，他仍一直为‘越少即是越多’（希尼语）提供着有力的证明。”（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是的，匡国泰的诗作，不与世沉浮，不随波上下，以抒情写意的方式，向读者传达自己对农村生活的真情实感，诗意葱茏，诗味纯正。
匡国泰也是从礼赞故乡开始他的咏叹的。他通过故乡的童年，集中展示了他的童贞、童趣及由此而升腾起的幻想和向往，虽然，其诗的外观看起来是单纯的，其抒情主人公看起来也是漫不经心的，但诗中的每一个画面的取舍，每一段诗意的提炼，都能显示出诗人的冷静且富有心计。在《小小山村》、《眼底的河流》和《大瑶山》等组诗中，抒情主人公都是以非常平静的姿态来述说和描绘，然而，我们可以从平静中可看到其内心的汹涌和波澜，于理性的述说中可看见其纯洁、酸楚、庄严和深邃。
匡国泰乡土诗的情感是传统的，但他并没有抗拒与厌恶现代文明。龙长吟在《泥土深层渗出的悒郁——评匡国泰的诗》中对他的诗有过这样的评述：“他不是站城市的阳台上怀旧，回首往事，而是站在湘西南本土的立场上，以既爱乡村文化又不抗拒现代文明的平和、宽厚、冲淡的态度来发掘乡村的美，农民的美，并善意批评农业文化的一些弱点。”
匡国泰的诗歌也含有哲理。作为在大自然中寻找灵性的乡土诗人，匡国泰也喜欢面对青山，寻访乡村。“他常常为读者描绘一幅幅近乎原始生态的生活画面，却让诗情在现代民族心理的河床中流淌。他善于捕捉那种叫细节的东西入诗，或顿悟般地升华出一种人生发现，或让我们体味出深邃的文化历史背景和诗人在这种背景下的期待和希望。”（见樊家信《拳拳怀本土，沉沉吟牧歌——读匡国泰诗随想ABC》，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如《喂奶》这首诗，诗人在写了“那排精美的布扣花‘嗖嗖’绽开/最原始的山谷袒露无遗”之后，又写“那些蛮憨憨的鬼男人”在“山谷”上放肆，放肆过后“他们就不再眼瞅这地方了/就把孩子丢给她们不管了”。而她们对孩子是如此溺爱：“一线乳白色的小溪流/牵出了那缕哭声”，诗人在结尾时写道：“香呢，那裙兜里轻轻蹬动的脚丫/是古老瑶山新的根系在伸展……”在一串‘诗的细节’之后，这些新奇深美的意象透示出了诗人对一种文化和历史的思考，同时也折射出了诗人的一种期待，一种希望！“而那一片原始次生林里/是否藏着人类最早的档案/……朦胧的远眺里/青鸟是一则最古老的寻人启事”（《如梦的青山》）。诗人所思索的似乎与时下熙熙攘攘的人群所追逐的背道而驰，其遣词用句也与古代诗歌血脉相连，然而诗的意蕴是现代的，包含着对于现代人类生存境况的深切关注。当人置身于山野之间，“城市在脑海里消失/那些建筑像积木一样/轻轻一堆都会倒下的/人睡在玩具里/终究有一天会厌倦”（《如梦的青山》）。
匡国泰诗歌的语言多用日常口语。如其代表作《一天》用12个时辰串珠，《消失》是24节气做主线，二者都用的是时间做线索。《乌有乡之旅》用的是空间。用传统的时空观念做背景，给小诗找了个大背景，让那些小诗像星星一样在天幕上尽情地闪耀。在《一天》中，作者选取湘西南山村十二时里代表性的场景来表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山村生活，简单然而细细体味却充满诗情画意。每个普通的情节都具有自然的美感，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土地和人民的真挚感情，也能体会到作者细微的心理感受。
匡国泰的小诗极富弹性，10行之内，也在不停地跳跃，一首之内，往往不受题目管束，几行之间也是天马行空，很少交代来龙去脉，现代意识特强。大刀阔斧，惜墨如金。下笔浑如不系舟，多有神来之笔，却又收放自如。这才是小体积大空间小屏幕大世界。

(三)

谭克修也是一位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诗人，他曾以组诗《海南六日游》、《某县城规划》、《还乡日记》等诗作，获得过《诗歌月刊》和《星星》诗刊联合主办的“2003中国年度诗歌奖”，参加过诗刊社第19届青春诗会，著有诗集《三重奏》。
代表作《某县城规划》这首诗结构宏大而完整，其内部有一种“大”的东西，《海南六日游》对众生相的描述也很成功。可以说，谭克修的诗歌忠实地记录了我们这个时代，贡献了他对时代的独特理解，写出了“大我”，不愧是时代歌手。其诗歌视野广阔，通常从宏观的角度处理具体的题材，对现实的综合处理能力较强，在目前的现代诗中是不多见的。
县城介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在这里交织，特别难写，一般人不敢动。但谭克修富有探索精神，诗人对时代的转换持有自己独特的立场观念，在反讽的背后深藏着一种“爱”在里边。《某县城规划》具有一种精神的高度，正如诗人曾引用的米沃什诗句：“……如果不是我，另一个人也会来到这里，试图理解他的时代”。
人们一直担心“70后”没什么好诗，他们在第三代诗人的阴影下，几乎都在写琐碎的个人生活，缺少对时代的宏观关注。谭克修在此他用反讽的语气，把县城的各种空间逐一展开，很客观和自觉。他故意将个人隐去，用全能的眼光来看世界。他的诗歌象是行进中的接受检阅的部队，方型阵列，正步向前，节奏鲜明，我能听到“咔咔”的脚步声。各色兵种，色彩对比强烈，连缀成以叙事为主线的前进中的平面色块，俏皮、挖苦、善意的嘲讽，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诗风。诗人用冷静、客观叙述和记述，颇有戏剧意味，是在写时尚、写流行的行业活动，但又不限于此。诗人用心进行表象化的描写其实是一种揭示本质的艺术手法，其语调错落有致，时而佯作回顾，时而面对现实直指当下。诗的结尾写得很漂亮：“……匿名电话直接通向死者的/眼睛：古代的没落秀才难以恢复元气/被打倒的土豪劣绅睁开了惊异的眼睛”。《县城规划》是直面现实的诗歌，对中国转型期的现实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揭露了特殊时代的阴暗、荒诞层面。每一段一个场景，宏观与微观，都处理得很到位。比如“镀锌排水管网和下水道的检修工人，患有/相同的关节炎症。只要他们在黑暗中/忍住疼痛，……”这种写法让人感觉新奇，简直可让人联想起伟大诗人惠特曼记录“新兴的美国文明”的诗篇和T.S.艾略特表现“一代人的幻灭”的诗篇《荒原》。
谭克修这种全景式描述的诗歌固然具有行业特点，但也具个人特质，体现了强烈的公民意识和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责任，象这样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诗风，恰恰是当今中国当代诗坛特别需要的，可以一扫积郁已久的衰败迷茫之气。
全诗通过宏大的叙述，深刻揭示出某县城规划出台相关的人事的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虽屡见不鲜，却又触目惊心。文明每前进一步，或改革每前进一步都要所付出代价。诗人采用史诗的笔法，站在个人立场上运用反讽语气，体现了作者对政治、道德和艺术上的态度。他通过表面写出了事物的本质，表现出了一种后革命主义立场。《某县城规划》对细节的关注亦很成功，有一种阅读快感。诗人将诸多的意象叠加起来，滋生出某些奇特的景象——诗中充满了罗兰•巴特式的隐喻，利用反讽的力量，揭示出现实的荒谬感。

（四）

文学湘军“五少将”之一的马笑泉，自2003年在《芙蓉》发表中篇小说《愤怒青年》以来，先后以《打铁打铁》、《猛虎迷途》、《江湖传说》、《成仙》、《诗兄弟》、《民间档案》等中长篇小说震撼文坛。
《愤怒青年》书写的记录的是硬汉青年楚小龙一步一步走向堕落和毁灭的过程。可以说这样的故事本身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但是作者叙述的视角却非常新鲜，那种异常冷峻和沉稳的叙事风格，一段段文字犹如一把把利斧，在砍斫着我们的神经，撕扯着我们的感觉，从血腥可怖的场景中，我们窥视到了一个非人的世界。尤其是那种隐藏在冷峻后的热血和激情，简直叫人激赏不已。恰如著名文学评论家贺绍俊所言：“我看重这篇小说的理由是，作者在冷峻的叙述背后却没有凝固人性的热血，这来自于他对高贵和神圣的敬畏。”《猛虎迷途》书写的是小县城平民少年许金亭一步步走向城市黑帮阵营的蜕变过程，生动地表现了主人公在内心迷乱中的那种对生命的追寻，彰显出作家对人性生活本质的叩问。《江湖传说》以一个记者的身份，从黑社会的江湖老大在监狱里死掉写起，分别用王一川的小学老师、手下、情妇和刑警大队长等四个人物的口吻来叙述，拼贴出一个黑社会的江湖老大的传奇生涯。《打铁打铁》写得最为沉重而悲凉。龚建章本是一个出身贫寒的早熟少年。生活的无奈、现实的严峻，迫使龚建章在一个寒冷的雪夜，用自己亲手锻造的钢刀取了吴伟的头颅而逃逸远方，去“寻找他的妹妹去了”——走上一条浪迹江湖、“了难杀人”的罪恶道路。小说最后借老铁匠关伯的富有禅机的话作结：“好铁还要看火候，不然再好，也是糟蹋了。”整个小说的基调是冷凝而悲凉的，叫人叹惋！
马笑泉深得中国传统小说之妙——特别是唐宋笔记小说对他的影响甚深，其灵光之笔似乎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上更见功夫，那种语言的简略、传神，以及行文过程中的从容自如，应该是文学创作的一种理想状态或境界。《民间档案》虽名为长篇小说，实则是15个中短篇小说的钩连集合，先刊发于《收获》，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不难看出，作家试图独标一帜地创造一种新的小说形式——档案体小说。作者对于小说中15个主要人物的叙述既可独立成篇而又相互穿插，尤其是篇与篇的过渡，衔接得非常巧妙。我认为这种处理叙事的方式既体现了作者的明智，更显示了作者的圆熟，其表达效果自然很好。
小说把视角转向日常生活，关注普通人的生存境遇，从容地叙述小县城银行职员庸常的、琐细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的内心世界，书写他们的人生片段，描写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展示生活的原生态，呈现了艺术审美图式的生活化和世俗化。
小小银行有如一个小小社会。小说中的人物虽说都是一群名不经传的小人物，但在他们的思想轨迹、生活习惯和情感纠葛中，也充满进取、奋斗和抗争，充满困惑、迷惘和痛苦，充满排斥、倾轧和斗争！他们是庸常的、世俗的，但他们也是鲜活的、丰富的，在作者的笔下，他们更是生动的、传奇的。《民间档案》就是这样以简约传神的笔法，冷峻沉稳的风格，抒写着社会变动中的诸多人物的生存特征，表现了一群小人物的生命情状，上至行长，下至职员。他们的得意与失意，他们的欢喜与忧愤，他们的坚守与放弃，他们的平庸与琐细……等等，都一一得到了准确而艺术地呈示。小说就是这样，从民间视角切入，努力实现着民间审美形态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意义。

（五）

出生于1986年的郑小驴，对小说的文字和结构有一种近乎天然的把握能力，他似乎对历史、家族、地域等问题更感兴趣。《1921年的童谣》、《一九四五年的长河》、《梅子黄时雨》等系列中篇小说，涉及二十世纪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将中国的“大历史”与清花滩这个地方的“小历史”对接起来；历史与想象，借此融为一体，成为一种美学上的存在。对于普遍缺乏历史意识的“80后”而言，这种“历史化”的尝试，显得难能可贵！
《1921年的童谣》郑小驴虚构了一个庞大的郑氏家族，给读者的感觉是作者似乎在讲述自己的家族史，他把发生在青花滩上的历史置身于中国风雨飘摇的社会大背景下，通过郑氏、陈氏家族曲折的叙述来告诉读者真实的历史。《一九四五年的长河》继承了《1921年的童谣》里的人物关系，把1945年以来发生在青花滩的故事融会到长河里，日军的侵略，就像长河里的波浪，拍打着两岸的人们，人们对未来的生活没有憧憬，只有现实存在的苦难，没有方向感。祖母眼睛中的沧桑，父亲天生的忧郁、内心不可言状的忧伤，他们都是被政治的风浪冲击得万念俱灰。长河记录了青花滩的历史，装满了秘密，郑小驴把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安排在故事叙事中，跟人物的命运就联系在一起。1945年，祖父在青花滩组建了抗日支队，用土炮将鬼子打得心惊胆战，在豫湘桂战役中，祖父没能逃脱鬼子的魔掌，1945年的春天决定了祖父的命运；父亲生于民国，也是一个动乱的年代，1957年的整风运动改写了父亲的人生轨迹，准备高考的父亲被迫退学；“怕死鬼”在青花滩呼风唤雨，对郑家这可以说是一个灾星，对祖母和父亲进行残酷地迫害，将抗日的祖父定为反革命和土匪；姨爷爷也因曾住在祖父家中受到牵连，被毫不留情地打倒了，成了特务和反革命；祖母，一位富有才情的女子，善良慈祥，可是在遭到批斗和迫害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替她说话，青花滩接受过她救济的人早已把这些忘得干干净净。面对这些历史，随着历史的面纱被层层揭开，看似坚强的东西却是那么的不堪一击，生命只是一个过程，犹如昙花一现就匆匆凋谢，只有长河才是永恒。《梅子黄时雨》从民国年间写起，中国的历史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若隐若现，入侵的日本军人、国民党的下级军官、地下武装等，演绎了那个时代的国恨家仇。但这个国家民族叙事在小说功能上还只是一个整体背景。故事的主体发生在江南小镇的许府。这是我们常见的江南老宅，老宅的封闭性和自足性构成了小说需要的所有要素：神秘、久远、幽暗又深不可测；奶妈下人、少爷小姐以及成群的妻妾和老宅的主宰者，总会上演我们阅读期待的一幕。它是微缩的宫廷，是中国家族宗法制度最集中的表意符号。小说叙述的历史已经泛黄，各种叙事都在建构自己的历史。但那些尘封的角落仍未全部昭示天下。在本雅明看来，历史永远是“现在”的历史而不是“历史”的历史，历史的作用表现为对自身的“唤醒”或“重组”并为未来进行“预期叙述”。因此，历史本是历史学家的历史，作为小说的《梅子黄时雨》于是就具有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全部特征。（参见孟繁华《风雨飘摇中的历史与人性——评郑小驴的<梅子黄时雨>》）
短篇小说《少儿不宜》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主人公是一名乡村寄宿学校的高中生，他从中接受教育的学校比邻新开发的温泉度假村，尽管置身于应试教育和高考的压力下，这远离父母、无人管束的少年实际上是身主流秩序外过着“零余者”，整天无所事事，抽烟、闲逛，散发着浓烈物欲气息的“温泉度假村”更成为他胡思乱想的主题之一。他甚至放弃了高考报名，揣着高考的报名费进入度假村，打算亲一下香泽。“‘我能吻吻你吗？’他颤抖着问。”然而被拒绝了。哑巴姑娘看出他对她怀有的爱情，他的稚嫩和天真，这一切并不符合度假村的消费伦理，“她说不收你钱，叫你以后别来了。”处于经济劣势的清纯少年持来之不易的少量财物试图接近风尘女子，以他们的真诚和爱情区别于其他货真价实的嫖客，这在古典时代终演变成有着花好月圆、发家致富结局的“卖油郎独占花魁”故事，在个人幸福被消费大潮裹夹、富人阶层侵占绝大多数财富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他和她都是自己命运的旁观者，他们的唯一选择是分别滑向更为艰难的未来。作为绝缘于一切优势资源的乡村青年，从面前几条狭窄的出路出发而渐行渐远，行至某个人生的时刻，他和她都可能无路可走。现实生活中耳闻目睹的一系列失败懊丧的故事传说，让小青年感觉到了人生的困顿与迷茫。（张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