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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云峰】回望雪峰
2018-07-26 09:50:04 字号:

  冯雪峰九死一生,“死”过多次,被悼念过多次。一九四一年他被关在上饶集中营中,朋友们以为他没有生还的希望了,悼念了他,现在能见到的就有楼适夷写的《悼雪峰》。其实,在此之前的上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时,在多次“文化围剿”和“军事围剿”的上海和中央苏区,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他的朋友特别是他的家人,都以为他已不在人世,因为他周围的许多战友都一批批地倒下了,如柔石、应修人、潘漠华、冯铿等等,都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了。至于他在“军事围剿”中的中央苏区,在三十万大军仅存三万余勇的长征路上,生死已置之度外,需要悼念的已是一个时代、一个世界,革命者何曾念及个人安危。他在长夜弥天中走向了黎明,在腥风血雨中逃脱了死神,可谁曾料到,他奋不顾身为之血战了近三十年才挣得来的新中国,却容不得他,一九五六年他曾遭灭顶之灾。在要他毫无声息地苟活,在口诛笔伐中忍气吞声的情况下,真是生不如死,一九七六年他真的侘傺而死了。死了,倒是开了个追悼会。一个严格限制人数、不准有哀乐和悼词的追悼会。一九七九年,他的错案得到了平反,普通百姓要求补开追悼会,中央照准了,但仍有人在暗地里搞些小动作,以致在一个不是开追悼会的宾馆礼堂里开成了这个追悼会。

  一个人而至于三次被悼念,这恐怕是绝无仅有的,虽然他是一个冤鬼,仍可告慰他于九泉。

  冯雪峰为什么值得人民这样悼念呢?今年是他诞辰百周年,据说北京多个单位,还有他的家乡,上海鲁迅纪念馆都将搞纪念活动。悼念他什么呢?他生前不是大官,只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中央苏区党校副校长,中央苏维埃候补中央委员。解放之后,也只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同样资历的人实在太多了,可是他是个历史人物,是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和脚踏实地的实践者,他是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神经元,他牵动着它的每根神经。而且他既是革命者,也是诗人、作家、文艺理论家、鲁迅研究专家,文才武略兼于一身,更何况他还是一个背着十字架的殉道者!

  冯雪峰是个诗人,他的主观世界就是一首诗。当他在还是学生的“五四”时期,他就以“湖畔”诗人名世。那时,他冲破了旧诗的桎梏,以“少年不识愁滋味”的童心,农民的质朴,在常人习焉不察的常情常景中,发现了诗,奏响了青春的旋律,写出了飘忽的意象。他的这些诗,是完全割了辫子、放了脚的新诗,不讲格律,不事打扮,披发跣足,但其诗情却洋溢在散漫的文字中,甚至在文字之先或文字之外,表现了无拘无束的“五四”精神。他的确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报春的纯真诗人”(胡风语),理所当然得到了胡适、郭沫若、周作人、朱自清等名家的赞许,毛泽东也因其诗而喜欢上了他,曾托人带话,希望他能去广州,以便一起参加大革命。

  雪峰是革命者,写诗是他的余事,当他忙于革命的时候,“余事”也无暇顾及了。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他蹲在国民党的上饶集中营里,在生与死、拷打与疾病的磨难中,才再以诗来低吟、呐喊,写下了《真实之歌》和《灵山歌》。这些诗几乎无人知晓,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为了给《大百科辞书》撰写词条,才看到这些诗,初见它们时,就眼睛为之一亮,心身都震颤了,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好的诗,并为之四处奔走相告,可是没有得到任何呼应。我黯然寂然,惊叹人间的偏见。在我看来,这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是普罗米修斯被啄之心的血,是月黑风高长夜的一盏摇曳着火焰的灯,是荆轲刺秦王那把被掖着而闪闪发光的剑,是革命者的史诗,圣洁灵魂的颂歌。它们理应彪炳史册,可史家们哪有令弧德的心,司马迁的笔!直到冯雪峰逝世十周年的一九八六年,我们才看到著名诗人绿原的热评。在他看来,这些诗,是“高纬度地区的电离层的极光现象,其罕见的悲壮美已足以奠定他在新诗史上的地位,是值得后人永远景仰的”。

  冯雪峰还是杂文和寓言的写作者,特别是寓言,他呕心沥血写了两百来篇,结集的就有六本,是中国现代寓言的奠基者。他作为理论家和诗人,这些寓言深富哲理,在针砭时弊的同时,还深掘了人类灵魂中的污秽。它与以往的寓言,有传承,又有创新,是雪峰式的寓言,极富思辩力和想像力。可是我们并不怎么重视它,珍爱它,墙内开花墙外香,倒是在国外却出版了多种文字的译本,上世纪香港的学校,就选了好几篇作为中学课文。我们却只擅长在前人的遗物中找碴儿。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冯雪峰在《文艺报》任上挨了闷棍,遭到整肃,有人就落井下石,向毛泽东告御状,说他的寓言(还有杂文)有问题,录出几份发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审查,企图大兴文字狱,锻炼人罪。上有好恶,下必效之。有一位诗人便撰文大批其《鼓手的蛤蟆》,质问作者:“蛤蟆有多大的罪恶呢?”“懂不懂得生活,懂不懂得文学?”可是这位诗人忘记了问自己:懂不懂得常识?懂不懂得寓言?

  文学创作虽是雪峰的余事,但对其理论活动和文学运动,他是当做主要的革命工作来经营的。威震寰宇的“五四”运动退潮了,《新青年》团体终于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隐”,作为策源地的北京已成了“平安旧战场”(鲁迅语)。在这种情况下,曾经“欢笑”、“歌哭”在西湖边的雪峰,面对凋敝的社会,凄惨的人生,那青年时期的诗的灵感已羽尾谯谯,飞翔不起来了。于是,他在“五卅”运动的震撼下,“被社会牵引去了”,去肉搏人生,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并以身相许,要以“自己生命的膏油去涂抹时代的机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的同月二十八日,当他得知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和其他十八位革命者被绞杀的消息,受到了如雷轰顶的极大震动,“曾经有一两分钟好像失去了感觉,有两三天好像失去了魂魄似的没有一点主意”。他痛苦、悲忿、抖擞而振作,压迫越深重,抗争越激烈。就在这腥风血雨笼罩全国的黑暗日子里,在革命者被枪杀的枪炮噼啪声、被囚禁的镣铐的锒铛声中,在革命场中充斥着“奸商”“小贩”(鲁迅语)而做着血的买卖的革命低潮中,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决心继承革命先驱的遗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先烈未竞的共产主义事业。他没有上前线,却在继续着始于一九二六年的类似普罗米修斯将天火盗给人类的工作,用他并不十分娴熟的外语,专事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文学的译介工作。一九二八年的“革命文学’’论争,暴露了革命作家理论修养的欠缺,更促使他加强了这一工作的计划性和目的性。为此并得到了鲁迅的支持、协助和指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是第一位有意识着眼于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建设、为左翼文艺夯实基础的人,也是用力最勤,收获最丰的人。从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〇年,据不完全统计,这类译著共有十多本,论文二十多篇,其中还有关于马克思、列宁著作的译介。可惜这些译作一直没有再版,现在已湮灭无闻,知道的人很少,已经“数典忘祖”了。

  也许是他面壁五年的修炼,再加上革命实践的锻炼,使他成为了不同凡响的理论家。他作为著名文学理论家的地位,虽然长期遭到了不少攻击和彻底否定,并被戴上各式各样的丑角帽子。但当云开日破、“拨乱反正”之后,有良知的人承认了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如多少对他有点门户之见的胡乔木,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就承认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仅有的三个半理论家之一,与鲁迅、瞿秋白等并列。一位著名的文艺理论家、鲁迅研究专家,就悄悄地(当时只能如此)对笔者说:“冯雪峰是一位很有思想的理论家,他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理论造诣,就远远高出于当时苏联的同行。”我曾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写的一篇文章中谈到:“雪峰作为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的声誉,从本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是与无产阶级文化新军的进军号角同一节奏,同一振幅地响亮的,在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建设阶段,他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先驱者之一。在左翼文学运动中,他是重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领导并参与了许多文学运动,致力于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建设和创作实践,当无产阶级文艺运动进入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的新时期,他又在理论上做了许多承前启后的工作,总结新民主主义文学运动的经验,探讨社会主义文学的规律,他还科学地论证了中国现代文学奠基者鲁迅的地位,评论了许多构成中国现代文学史重要篇章的作家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提供了思想和美学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三共产国际教条主义一统天下的时代,他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和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求,特别强调现实的实践的能动性,十分重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强调文艺在人民实践中的主客观统一,艺术创作必须以实践作为中介,艺术的真、善、美都靠实践这一中介来统一。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在他一系列的文艺论著中,结合文艺的特殊现象,做了充分的论述。并从而论述了艺术与生活、艺术与政治、作者与人民、主观与客观、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内容与形式一系列美学问题,力图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难能可贵的是,他的这些成果的取得大都是通过自己的独立探索获取的。冯雪峰在理论上的另一贡献,是他从二十年代末直到他在文坛上消失的一九五六年,几乎终其事业的一生,一贯反对文艺运动中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文艺理论中的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创作实践中的公式化和概念化。

  随着时间的流逝,冯雪峰的理论有些已经成为常识,也有些已经过时,但历史是延续而不便割断的,何况他的理论,有不少仍在时空中回荡,在大地中回响。

  一九二八年五月,冯雪峰发表了《革命与智识阶级》一文,就搭上了中国左翼文艺运动这趟列车,一直驶向终点。其时,创造社、太阳社倡导“普罗文学”,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文学”论争。他们在理论上所犯的左倾幼稚病,创作上的“普罗列塔利亚”的空喊,运动中的唱“空城计”,当时的热血青年是信服的,所以应者云集。即使他们错误地否定“五四”传统,四面树敌,批判叶圣陶、茅盾,还要“擒贼先擒王”,把鲁迅作为牺牲以祭他们“革命文学”的帅旗,也没有谁出来说个“不”字。他们打斗得热火朝天,创造社,太阳社为了争夺“革命文学”的首倡头功,又祸起萧墙,互相扭打。在这场打斗中,冯雪峰是局外人,也许是旁观者清吧,他一语道破,指出这场打斗“是向来的狭小的团体主义”在作祟,于是便写了上述的文章,针对“创造社诸人及其他等底抨击鲁迅的一事”而肯定了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特别肯定了“做工做得最好的是鲁迅”,肯定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他为鲁迅辩护,并辩护被拦腰割断的“五四”以来的一段文学史。这篇文章现在看来还有不少缺点,就是它为之辩护的鲁迅也不甚满意,但它是空谷中的跫然足音,影响了不少青年人,如原是太阳社的楼适夷就因它而转向了鲁迅。党组织也不得不出面干涉这场论争,并责令冯雪峰做鲁迅一方的工作,说服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联合,共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我们在鲁迅博物馆中,看到一张鲁迅全家与冯雪峰全家的合照,鲁迅并亲笔写上了他们留影的时间和地址:“20,四月,1931年,上海。”鲁迅对它如此重视,是极为罕见的。这是鲁迅、冯雪峰为揭露国民党秘密杀害“左联”五烈士共同编辑《前哨》完后所照的,这是殊死战斗,誓死战斗到底的纪念。

  其时,冯雪峰出任“左联”党团书记。他是临危受命。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使得原“左联”的一切均遭取缔而终止,许多盟员被杀害、囚禁,鲁迅也离家避难,时有缧绁之忧。其他剩下的不少盟员或动摇而退缩,或消极而右倾,有的甚至叛逃附敌,盟员从九十多降至十二,“左联”实际上已经溃不成军。冯雪峰这时去领导“左联”,实际上是重组“左联”。他把剩下的盟员一个个请了回来,除了依靠鲁迅外,还先后争取到了瞿秋白、张闻天的领导,茅盾、丁玲等的支持协助,并团结了一大批进步作家。“左联”在他的主持下,抓了组织建设,重点抓了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清算了过去“左”的错误,动员大家进行自我批评。把“左联”过去“半政党”式的团体改造成为一个左翼作家的团体,并组织大家研究创作规律,开展各种文艺活动。茅盾认为,由于有了冯雪峰的领导,“左联”进入了“成熟期”,“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了蓬勃发展,四面出击的阶段”。

  冯雪峰直接领导“左联”只有一年,但他后来作为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和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仍然主管“左联”的工作,开展了一系列有声有色“四面出击”的文学运动,如批判“民族主义文学”的运动,批判“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运动,每一运动都取得了全胜。

  在他的领导下,并借重鲁迅、瞿秋白、张闻天、茅盾等的力量,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被彻底粉碎了,使左翼文艺运动成了中国“惟一的文艺运动”(鲁迅语)。大夜弥天,却星辉月朗,后人不得不敬重前人力挽狂澜,扭转乾坤的惊人膂力。

  冯雪峰的事业是多方面的,诚如他的一位难友在那文艺界不准谈论雪峰的不正常年代所说:“冯雪峰不仅是他们文艺界的人物,还是我们政界、军界的优秀代表!”的确,他的事业和功绩体现在多方面,如他作为鲁迅研究的“通人”,既受鲁迅影响又去影响鲁迅的情况;他与毛泽东、瞿秋白、张闻天等中央高层领导的交往;他在红区、白区的军政活动;他的统战工作;他的编辑出版事业……无论哪方面,都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我们这里所说的一切,只能算是在遥远的地方,在疾驰的车厢里,回望一下这长年封冻的雪峰。它寒光逼人而耀眼,而且它经历过多次雪暴,一片迷茫,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它的峰脊。聊可欣慰的是,现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已不再是雪盲了,到底看到了这迷茫的雪峰!

来源:隆回新闻网|0

作者:陈早春

编辑:red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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