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因为知道父亲走过的路，吃过的红薯，穿破的草鞋，因为懂得父亲披星戴月扛木头的隐忍，半夜起来打豆腐的艰辛，因为怜惜父亲瘫倒在轮椅上的枯槁、衰竭与孤独，所以宁柏华老师有了这些发自肺腑的文字。

　　我们也许可以从这位父亲的辛酸里，看见一代人的辛酸；从一个儿子的隐痛里，看见自己作为儿女的隐痛。

　　——编者语

　前言

　　人间的甘甜有十分，你只尝了三分

　　生活的苦涩有三分，你却吃了十分

　　父亲老了，瘫了，傻了，我很心痛，一直想为父亲写点东西，但每每提笔，父亲苦难的一生像电影胶片一样，一段段掠过脑海，不禁鼻酸泪流，难以下笔。

　　我们的上一辈从旧社会走过来，经历战乱、土改、苦日子、动乱……无不饱经风霜和磨难，但他们中的大多数，能在晚年赶上“末班车”，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三分甘甜”。我的老父亲，却是这其中的“极少数”，即便有命，也享受不到这“三分的甘甜”，他的命里，只有“苦涩”！当日子逐渐好起来，父亲却中风瘫痪，慢慢拉撒失禁，变得迟钝痴呆，只能与轮椅为伴苦度终日！
 

　　01

　　父亲生于1937年6月，三岁失怙，父亲的记忆里，没有留下祖父的印象。我的母亲常常说，“两代单身婆带大两个人，发起一脉人”，因为曾祖父也早早去世，是曾祖母和祖母两代寡妇把伯父和父亲抚育成人。

　　曾祖和祖父两代都是那种过于俭而且本份的人，解放前有人认识到革命和社会形势的变化，设法把田地卖出去，他们却积攒着一块一块把地买回来，解放后土改运动时，竟也成了那旮旯地的“富户”，地主的帽子带到了曾祖母的头上。房子、家产和田地都分给了贫下中农，两代寡母和幼子被赶了出来，在村子一角临时搭建茅房。

　　祖母健在时，常向我讲起那时一家人被赶出家门的情景，讲起曾祖母被批斗的情形，次次让我泪流满面。我那未曾谋面的曾祖母，一个丧夫丧子的寡妇，竟然遭受了那么多非人的磨难，拜瓦砾、劈柴，遭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甚至苍天也不曾善待她，曾祖母后来得了“无名肿毒”（后来我知道是乳腺癌），胸部肌肉腐烂流脓，悲惨离去。

　　父亲戴着“地主崽”的帽子，夹着尾巴做人，格外胆小懦弱，他终日埋头做事，很少说话，所有的委屈都埋藏在心里，所有的苦，一口一口地吞下。

　　生产队合作化的时候，安排我家照看的一头牛突然死去，兽医没有调查妄下结论，说是我家照看不周吃草籽毒死的，那个年代，死牛是天大的事，父亲吓得不敢吭声，粗气都不敢喘。还是队里敢于直言的人说，儒哥（对我父亲的称呼）这个人忠厚老实，我就相信他，你说是吃草籽毒死的，就解剖了看看。结果是牛的肚子肠子里根本没有草籽，这场大祸才得以平息。

　　上世纪七十年代，家里有了6姊妹，木板隔起的小屋明显不够住了。父亲一边要到队里争工分，一边又要在散工后砍树、烧瓦准备修房子。那时我哥在外读书，母亲也不能上山，他一个人起早贪黑、拼死拼命地干。母亲先天晚上煮熟几个红薯，就是他后天山上的伙食。

　　父亲真是劳动的机器，站着打个盹就继续劳动，但是那时“地主”的帽子还没摘，我家仍然属于“专政对象”，我亲见队里的“干部”带一伙人爬上屋顶，叫嚣着“地主崽子想翻身了”，把一大批瓦踹了下来，父母和我们兄妹只知抱头痛哭。父亲，就又要把那破瓦、断木，搬上去，花几天工夫重新修复。那个年代，哪有理论申诉的地方？父亲只能默默地承受，不知他是否也曾躲在暗夜的角落独自流泪哀伤。

 

　　02

　　父亲身高1米7余，白净的脸庞挺起高鼻梁，是一个标准“帅哥”。母亲说祖母带着父亲在娘家拜年，向外公说亲，她就跟父亲过来了，我说父亲穷困潦倒，你肯定是看他的“帅”了。

　　我的祖母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享有盛名的书家李德修，给父亲起了个有深意的名字，——儒群，就是希望家里后代中有很多的读书人。

　　父亲毕业于六都朝阳学校，虽然只有高小文化，却是生产队里最有文化的人，即使戴着“地主崽”的帽子，也一直担任队里的会计。他的字写得很好，是那时村里唯一能够写信的人，担任生产队会计十几年，从来没有出过一丁点儿差错。

　　在那个极其贫困年代，吃饭都成问题，大部分家的孩子早早辍学，担任家庭的劳动力。我的父母却不论男女十分重视读书，我们姊妹6人，人人都读完了初中，大哥因家庭成份问题没有推荐上高中，三个姐姐一个妹妹上完初中没考上高中，但都学了一名手艺，我则有幸考上师范，成为全村中第一个靠读书吃上“皇粮”的人。

　　为了供养我们读书，家里先是做起了打豆腐卖的生意，磨豆子、豆浆，煮浆，榨豆腐，打豆腐程序复杂，劳动强度大，父亲还要在第二天清早挑着豆腐在远近乡里叫卖。

　　后来家里又开起了代销店，就是帮供销社卖货，弄一点可怜的脚价钱。父亲从4公里外的苏河供销社，完全依靠肩挑，把货运回来卖，有时候还要从20公里外的六都寨担酒回来卖，一程要一整天。我那时极不懂事，不知道父亲的艰辛，只晓得父亲蒙蒙亮出门，天黑了才挑着酒回来，未曾接他过一程，也从未有过半点问候和安抚。现在想起，父亲在那高低不平的山路上，烈日下，黑暗里，挥汗如雨，形只影单，佝偻前行，禁不住热泪盈眶。

　　父亲啊，你那时未曾好好的坐一坐，歇一歇，而今却要伴着这轮椅孤老终身！开了十多年的代销店，你磨破了多少草鞋？摔倒过多少回？从来没有人问过你，你也从来没有向我们诉过苦，你就是一匹负重的骡子，只会没日没夜地干。我问过母亲，这一担上百斤的货，到底能赚多少脚价钱，母亲说，哪有什么钱，一担货就几毛钱，咱们这村子又小，有些没良心的还赊了账不还。我的傻父啊，你是真傻啊！

　

　03

　　父亲瘫痪之前，我们一个个成家了，家里负担轻了，父亲不仅舍不得那些薄田，又干起了织簸箕卖的行当。他嫌山里的竹子卖了赚不了钱，就把竹子砍了挑回家，没日没夜地织簸箕，赶集的时候再挑到市场去卖。母亲说他攒劲得很，干起来就不停歇，睡觉都要喊。

　　那时我成家不久，很少给他们钱，还要从家里拿东拿西。父亲却不是一泓不竭的甘泉，也有枯涸的时候，2005年，父亲在劳动中突然摔倒，中风了，我把他接到隆回住院，他却没能再恢复如牛般强壮的体格，身体一日不如一日。2008年，父亲又一场大病，走路就不稳起来，不得不拄上了拐杖，2012年，父亲再也站不起来，丢掉了拐杖，坐上了轮椅。

　　坐上轮椅的父亲如一株连根拔起的大树，几天里苍老枯黄。病痛使他日益消瘦，肌肉一天天干瘪，像是皮包骨架了。

　　每天早上，我把他搬上轮椅，他就在我的堂屋傻傻地坐着，一整天不说话，也从来不看电视，间或发出“吱吱”的呻吟。即使来了老家的客人，他也不搭理，只是用手吃力地擦擦干枯的眼角，他是羞涩，埋怨？还是想起昔日的健步如飞？下班回来，下午5、6点时候，父亲就嚷着要睡觉，我把他搬上床，他却睡不觉，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进入没有痛苦的梦香。

　　父亲大小便失禁，十多天一次大解，一解就是一两天，像女人分娩一样痛苦，有时靠吃“香丹清”才能畅通，把整个屋子弄得通臭。父亲更加寡言少语了，我们跟他说话，他只是举手摆头示意。偶尔开口，却含糊不清，鼻涕口水直流。

　　我的脾气越来越坏，对着他吼，他像做错事的小孩，呆呆地看着我，我才意识到我的失态，我能如此薄待我曾经英雄般伟岸如今雏鸟般脆弱的父亲么？

　　我最对不起父亲的，是没有完成父亲的心愿。2006年，有一次侄女告诉我，爷爷没有坐过火车，他想坐一次火车，去韶山看看毛主席的家乡。我那时刚刚买房，竟然没有在意，心想再过两年等日子宽裕了再帮老爷子完成心愿。2007年邵怀高速开通的时候，父亲正在我家，他兴致勃勃地赶到高速上看庆典，他在老来，是多么想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啊！可是2008年那场大病，父亲的心愿再也不能实现了，成了我内心永久的遗憾和愧疚。

　　2015年5月1日，我和妻子带着父亲，驾车沿邵怀高速到安江，推着轮椅上的父亲，徜徉在老安江农校的林荫小道，我告诉父亲，这里曾经是袁隆平实验杂交水稻的基地，父亲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这一回，能不能算是了却了父亲的愿望呢？

　　我和妻子上班，早出晚归，半瘫的母亲守着父亲，大姐中午过来帮忙照看。每次下班回家，父亲和母亲默坐在堂前，父亲不时转过头来，看着门口，神情凝重，“望眼欲穿”，只有我能读懂父亲眼神中的期待和等候——他要等我把他搬上床。离开父亲的时候，我会不时想起那双眼神，我就一阵心酸，急切地想要回家，因为那里有我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因为我是父亲母亲最后的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