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是清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也是近代中国维新改良思想先驱者和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者。他早年迷恋陆王心学，后随今文学派，一生著述宏富；中年游幕于贺长龄、陶澍、裕谦等官署，参与东南漕务、盐政、河工等三大政的改革；晚年为官，历任东台、兴化县令和高邮知州等职。其著述、改革、从政均不乏经世致用、变革图强的思想和身体力行的实践，有关廉政的内容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华民族传统廉政文化的宝贵遗产，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一、魏源廉政思想的内涵

中国传统廉政思想一般表现为八个基本理念，即民本、德治、任贤、治吏、明法、勤政、节用、教化，魏源在民本、治吏、任贤、节用等方面形成了丰富且极具特色的廉政思想，具体来说，主要集中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一）“便民”、“富民”的民本观

首先，魏源将“便民”作为评价政治清明与否的标准。“专主于便民者，民便而国亦利，专主于利国者，民不便而利归中饱，国乃愈贫”，［1］382魏源将“民”的利益与国家利益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是其廉政思想的基础和发端。他认为，只要对民众有益的事，“小更革则小效，大更革则大效”。所以，他把“利民”提高到实现治国理政目标的高度：“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1］382此外，为了实现君明臣贤的理想境界，魏源提出了以天下为“一身”、庶民为“鼻息”比喻的“鼻息论”，罕见地把庶民摆到了与君主并列的地位，要求统治者和执政者应当广泛听取庶民声音，实际上也是儒家一种传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其次，魏源提出了“富民”主张。“土无富户则国贫，土无中户则国危，到下户流亡而国非其国矣”，［2］正是魏源“藏富于民”的传统思想的体现。基于这个观点，魏源继承了先驱反对重农抑商的“重本抑末”思想，特别是他接触西洋史，得知英国“庶民务贸易”、“贸易者遍海内”事实后，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强调“末”在“转贩四方”、促进物资交流的作用，并提出“末富”的富民说，突出了商业经济的优势和生命力。同时，魏源认为，富民政策也是对剥削者与当政者的一种限制，奉劝他们对农民减负，多予少取，并形象地比喻道：“善赋民者，譬植柳手，薪其枝叶而培其本根；不善赋民者，譬则剪韭手，日剪一畦，不罄不止。”［2］这也从侧面映证了民富才能国强的道理。

再次，魏源提倡加强民间监察监督作用。“古无谏诤之官，人人皆谏官也；”“自后世立谏官，而人之无言责者始不得尽其言”，［3］78这是魏源回顾了中国监察制度史，认为官方监察力量是有限的、有缺陷而得出的结论。在他看来，谏官“不选天下英才”，以致“不足动人主之信”，所起作用太小。因此，他建议应继承古代一些优良做法，广开言路，听取“瞽史、百工、庶人、刍荛”意见，便会“明目达聪”，进而“世昌”。同时，他又把接受民众监督比作接受阳光一样：“受光于隙见一床，受光于牖见室央，受光于庭户见一堂，受光于天下照四方。”［3］79监督面越广，接受光的照射面就越大。这实际上就是强调了民间监察监督的力量和影响。

（二）“利商”、“易简”的治吏观

一方面，魏源把“利商”作为整顿官僚政治的首要任务。在他看来，通过发展商品经济，建立自由竞争机制，取消政府行政干预，以商人的自由贸易竞争代替官府垄断，以解决政府垄断下的低效率和由此造成财政财税的流失，于“吏治、民风、国计一举三善”，［4］427其结果，必然是“吏治日益盛”的良好政治风气的形成。出于这种“去行政化、照市场规律办事”的认识，魏源提出了“官告竭，非商不为功也”的漕运改革思想，雇佣商船，就可以裁撤与漕运有关的官僚机构；票盐法实行，是对烦难的纲盐制下“官为盐蠹”现象的扫荡；黄河改道第一大利在于“裁冗员大半”。所有这些，都是以“利商”为手段而达到整肃吏治的目标，其立足点都在于改革腐败的封建官僚政治体制。

另一方面，魏源把“简易”作为断除腐败之途的重要手段。出于对清朝律例杂陈现实的极为不满，他提出，“弊必出于烦难，而防弊必出于简易”，“繁重而弊愈滋甚，易简而弊无从生，是易简之中严密存焉”。［4］441这就是说，在改革的具体实施中，“精减机构、简政放权”是唯一正确的途径，魏源之所以反复要求“易简”，不仅是考虑到普通民众的接受程度，更主要原因是中间环节越多，从中谋取私利的中饱之人就越多。因此，以“易简”为原则制定改革措施，撤销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和不必要的官僚机构，尽可能减少封建政权对漕、盐、河、矿等部门的干预，既可节省政府的财政支出，减轻人民的负担，同时也堵住了贪污中饱之路。

（三）“崇俭”、“禁奢”的节用观

主要散见于魏源的著作论述中。其一，在《老子本义》第五十七章，魏源把老子的“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三宝与儒家的“仁、义、礼”相提并论。进而他指出，孔子“礼治”弊极，将“复返其初”，包括“节俭”的老子道德主张“三宝”就会得到重视和提倡，其修身治国的价值也会更加彰显。在《老子本义》六十二章，魏源阐释了执政者应当“禁奢”的理由，物质资料的消费在于维持生命的基本需要，超出这个基本需要，就违背消费的本意。如果执政者追逐物质上的奢侈，上行下效，势必造成物质资料“不足之势”而导致社会和政治的不安定。

其二，在《治篇》中，魏源论道：“俭，美德也；禁奢崇俭，美政也。”进而他又指出，“上好紫则下皆女服，上好剑则士皆曼胡，此俗之以贵移者乎！及其既成，虽贤者下之，不免颠倒于众习。群尚俭则耻奢，群尚奢则耻俭矣”。［5］这些都表明魏源的崇俭禁奢观，他将崇俭称为美德，将执政者禁奢崇俭称为美政，并要求执政者应带头崇俭耻奢，做好表率，营造崇俭耻奢的良好社会风尚。同时，也表达了魏源反对执政者奢侈的另一层原因，就是担心执政者骄奢淫逸，必然要加重赋税，并导致搜刮和横征暴敛。

（四）“重情”、“实用”的选贤观

在选拔考察人才方面，魏源是主张德才兼备。他认为，“专以才取人，必致取利口；专以德取人，必致取乡愿”。［3］72他进一步强调：“身无道德，虽吐辞为经，不可以信世；主无道德，虽袭法古制，不足以动民。”［3］8至于“德”与“才”二者谁更重要的问题，魏源提出才生于情的“才情说”，他认为，才与情比较，“情”是第一位的，强调爱国爱民之情是人才必备的情感基础和首要条件。“才生于情，未有无情而有才者也”；“无情于民物而能才济民物，自古至今未之有也。小人于国、于群、于民，皆漠然无情，故其心思智力不以济物而专以伤物”。［2］在魏源看来，世上没有无情而有才的人，对国家人民无动于衷、冷漠无情的人，其才智对社会现实有害无益；只有对人民有热情，当人民有难的时候“匍匐救之”的人，才有可能发挥其智慧，成为真正的济世之才。

与此同时，魏源强调“才在乎实用”的观点。他批评道：“后世之养人用人也不然。其造之试之也，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3］43进而他强调， “才”体现在能否用世上，体现在能否实用上，如果“操刀而不割，拥楫而不度”，［3］43那么，“操刀”“拥楫”之人，就不能算有才学。只有能实用、能有益于事的人，才算某一方面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循此思想，魏源主张用人者应“取人之长，辟人之短”，并根据其特长“量能而授之职”，比如“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水师将官必由船厂、火器局出身，否则由舵工、水手、炮手出身”。［3］280这样，“必有奇材绝技”出于世。

二、魏源廉政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一方面，魏源主要生活在嘉庆、道光年代，“康乾盛世”刚刚过去，各种社会矛盾纷至沓来。一是土地兼并恶性发展，农民失去土地，被迫外出逃亡，加入游民队伍之中，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定因素。二是封建官僚腐败不堪，贵族、百官、大地主、大商人奢糜之风盛行。三是社会动荡变乱四起，湘黔爆苗民、闽浙海盗和白莲教、天理教及捻军相继起义……同时， 18世纪的西方世界，特别是英国资产阶级，急需向外部世界寻找商品市场和廉价原料产地，瞄准了中国这艘破旧的摇摇晃晃的巨大战船，加紧了早已开始的对华鸦片走私，并决定用武力打开中国关闭的大门。清朝政府陷入内忧外患、岌岌可危的境地，正如道光年间的黄爵滋所言：“邪教可虑也，会匪可虑也，灾黎可悯也，岁荒可惧也，兵弁多无用也，海洋多莫测也。外之鲜爱民之官，而内鲜敬事之吏也。”［5］3-4嘉庆、道光年间社会的急剧变化，使居于“四民之首”的士大夫们渐渐觉醒，认为不能像乾嘉学人那样沉湎于古代文化典籍梳理，而应该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更多的去思考国家前途和命运，魏源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和同时代领风气之先的人士所形成的经世派的主张，无不直指现实政治的衰朽本质，开启了近代中国政治改革和政风陶冶的时代征程，成为嘉道时期学术风气由空疏陈腐向经世致用转变的积极推动者，魏源廉政思想由此产生。

另一方面，魏源先祖素有勤廉之风，其曾祖魏大公以孝顺母亲和好周济贫困著称，时常穿几层衣裤外出，遇到衣不蔽体的人，便脱下送给别人，自己只剩空袍。有一年邵阳大旱，农民因交不起官府钱粮而人心惶惶，魏大公见此慷慨解囊为本乡农民交纳了全部钱粮，县令赠“邵邑醇良”匾额赞其德行。魏源祖父孝立公也乐善好施，每逢乡里有类似修桥补路的善举，他都要捐款资助，曾修万石谷仓闻名，并传言资助过安化陶澍求学。魏源父亲邦鲁更是名清正廉明、关心民众疾苦的循吏。任职惠泽时，遭遇大水，捐赈施药施粥，在粥厂与饥民同吃同住达数月之久。曾主管被视为“肥缺”的苏州钱局五年，做到弊绝风清，毫无所染，深得上级知府额腾伊和江苏布政使林则除、贺长龄及巡抚陶澍的尊敬。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魏源的廉政思想和人生。同时，魏源生长在湖南，又在濂溪书院、岳麓书院读书，接受过湖湘文化的培育。很早就有了经世志向，留心经济之学，为他后来形成的以经济手段来整肃政治腐败为主的廉政思想打下基础。后来，魏源长期在江苏当幕僚和为官，并参与筹河、筹漕、筹盐改革，其有关的诸政改革论述和经世思想，主要是在这期间形成的，加之嘉道年间在江苏任职的官员多是经世学风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这一切又促成了魏源廉政思想的成熟及实践的机会。

三、魏源的廉政实践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已52岁的魏源补行殿试，中乙已恩科三甲九十三名，“赐同进士出身”，以知州分发江苏叙用，开启其廉政爱民的政治实践之路。

动身之初，他就对手握朝中大权的武英大学士穆彰阿的招揽，敬而远之，拒绝一条重用升官的捷径；又对挚友邓显鹤深为其未留翰林院的惋惜，不以为然，坦言自己到地方为百姓做点实事的想法。正如同科进士、直隶任丘人边浴礼《送魏默深源出都》诗赞“浮沉郎署君不屑”“高名耻受达官荐”和“生平著述高等身，此行名实且相宾”，［6］33这也是魏源正直人格的写照和务实为官的志向体现。

在东台县令任上，魏源主动拜访当地有名望的士绅，惩办一些聚众闹事的奸猾恶棍；发动民众修浚淤泥河道和港口，清除水患；重视人才的发现和推荐，曾举荐对水利造诣较深的堰人冯道立，对苏北里下河地区水患进行治理。在减少课赋方面更是备受百姓崇敬，他为不搜刮百姓，自己垫赔前任漕赋缺额四千两，不但东台任上没有赚下俸禄，反而贴上老本，以致家庭经济更加困窘。次年的8月20日，他致信好友胡林翼诉说了当时的困境：“弟半载东台，只因漕务受前任之累，赔垫四千金……其尤急者，全家数十口，指日悬罄，而先榇至今留滞东台，未能奉移，其窘为生平所未尝。”［2］33可想而知，窘迫得连先人棺木都没钱迁移的程度，信中还请胡林翼为其族兄魏显达找一个教书的馆职，好使整个家庭多些薪水收入。

魏源在兴化县令任上，他为抗洪保田，以“初生之犊”勇气敢于越级犯上，夜奔府衙，击鼓求援，恳求推迟启坝。后又与民众夜以继日的冒雨筑堤，多次被巨浪翻起，仍奋不顾身坚守第一线，以至56岁的魏源几天下来双目“赤肿如桃”。这一年，兴化及下游7个县的水稻，由于魏源与河官力争，并率领兵民奋力抢护，而喜获丰收，老百姓高兴得把它叫做“魏公稻”，同时合议制一块“淮扬保障”的大匾，悬挂在县署正中，借以称赞魏源的恩德。咸丰《兴化县志》记：“七州县人民颂魏者，谓有拯饥拯弱之功”。后来，魏源又组织培筑运河西堤，变水害为水利，进一步保障了兴化等七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兴化县续志》赞其“牛刀初试，砥柱中流。淮扬保障，千载寡俦。”

在高邮，魏源虽受黄疸病的折磨，却仍做了不少利民便民之事，如将古迹文游台改建为书院，挑筑湖心岛以为湖船避风之用，砍掉奎楼附近槐树以规劝常在树下嬉戏、不思进取的学子好学上进等等。除此，魏源讲究讼狱处理及时，以免长时间连累全家，反对滥用私刑与虐待囚犯，以致他在任时牢狱皆深檐敞牖，煖室凉棚，给医施药，囚逸且安，无殃折者。“湖边无处看山色，但爱千家带雨耕”的诗句，反映出他对农业生产的关心；“不暇莺花与酒旗，半忙吏牍半忙诗”［4］835的景象，折射出他在繁忙的公务之余笔耕不辍的勤奋精神。“何事终年最系情，睛多望雨雨祈晴”“谁道登临宜作赋，难忘忧乐是专城。”［7］68体现了他作为州县官的责任和担当，“晴多望雨，雨多祈晴”，终年盼望农业丰收，这就是魏源做官时最关心的事情。在魏源心目中，地方官不应只是登楼饮酒作赋，更重要的是要有颗“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1］596的心去关注民生。

纵观魏源八年州官生涯，虽两度离职，但在他所任的职位上，均能真心为民，实心办事，并且清廉自守，生活极其俭朴、拮据，连母亲病逝棺枢都没钱运回，曾有困难时期靠辞退部分差吏、变卖家中小细软和首饰来维持，终身两处私产住宅，还是其为人幕僚时购置。南京 “小卷阿”旧居因资金紧张，柱子用直径16厘米细的木头、墙体用残砖所砌，而杨州“絜园”旧居，是其为改革盐政带头与人合伙做票盐生意后所置。魏源晚年寄居杭州西湖东园僧舍，去世时，仅其侄子一人在场并尊他所愿，就近简办薄葬，为其清正廉洁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四、魏源廉政思想及其实践的影响

时至今日，魏源作为鸦片战争后最有眼光的“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被大篇幅的载入历史教科书；魏源的一些治国理念和选贤观点，被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的重要演讲中多次引用；他出生地的故居，被命名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市县党政机关及省直单位的党员干部党性和廉政建设基地；他生活、居住过的南京和扬州旧居，也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廉政建设教育基地；他为官地的东台，将他列入清代九十余名知县中为政清廉而又才识超群者，在县博物馆设专栏纪念；兴化官署衙门里，仍保留老百姓送他的匾额及他自己撰写的自省对联；高邮将他作为当地历史上的十大当政治理名人之一，在法治文化公园为他塑像，供后人瞻仰。他那锐意进取的改革思想、积极灵活的与时俱变观念，和在国家危难之际作为知识分子的深沉爱国情操，愿以一己之力为国家图富强的责任担当，以及他求实致用、不务虚名的勤恳精神和清廉自守、勤劳治政的廉政思想和实践，仍激励和警醒着后人，且值得当今为官者学习并为之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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