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汉勋：（1805—1854），清代著名学者，新化（今属隆回）人，字叔绩，咸丰元年（1851年）举人。

他是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舆地学家，中国近代舆地学奠基人。邹汉勋一生著述丰富，主要有《五均论》《读书偶识》《水经移注》等30余种，共460余卷，多毁于战火，后人刊有《邹叔子遗书》七种传世。

近代舆地学奠基人 参与编制《大清一统舆图》

邹汉勋一生致力于舆地学研究，注重古为今用创新发展，并通过实地调查，以补古之不足，主张“知古期以用于今，知今期以稽于古”。他依据以经纬测绘地图的理论和方法，在《宝庆疆里图说》中提出绘制地图的基本原则：1、明分率（比例）；2、分准望（方位）；3、定中宫（坐标）；4、测日量，即作图以经纬度划成方格，每格按比例等于若干里。他还创造性地沿用前人绘制地图的诸种图形标志，并不断改进使之完善，如山用“叠人”；水用“双线”；道路用“叠点”等。他的博学多才，被士林尊称为“古之郑贾，今之江戴”。他的舆地学与当时驰名京都的魏源的经史、何绍基的书法并称为“湘中三杰”。

乡谚赞曰：“记不全，问魏源;记不清，问汉勋。”可见其当时的知名度。

邹汉勋年幼聪颖好学，“乡居苦书少，辄诣郡学借观，手录口诵，于天文推步，方舆沿革、六书、九数之属，靡不研究。”〈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本传》〉年十五六岁，佐长兄汉纪撰《左民春秋图说》，十六七岁，佐仲元汉璜撰《群经百物谱》诸书，十八九岁，即着手自撰《六国春秋》。

二十岁以后，精研汉学，“居高平山中，穷年兀兀，日对一编，不与世俗接，亦少朋侪讲习考订之益，心精一缕，独追古初。”〈左宗棠：《〈邹叔子遗书〉序》终成《读书偶识》三十六卷，后被王先谦编入《皇清经解续编》。汉勋于学无所不窥，深明经义，旁及诸子百家，而特长舆地，尝谓知古者期以用于今，今古之不相通，官名，氏族、法制典章，川郡地名皆是，而地各尤丛杂难据，故考核独详。

道光十九年〈1839年〉，应乡前辈邓显鹤之约，校刊《船山遗书》，凡五十一部三百余卷，遂知名于世，后应聘修湖南《宝庆府志》，为海内名志。又赴贵州，先后修贵阳、大定、兴义、安顺诸府志，五年内成书二百三十六卷。所撰《新宁形势说》《贵阳循吏传》，皆洞中日后情事。咸丰元年〈1851年〉，中辛亥科举人。

翌年春，赴礼部试，公车报罢，绕道江苏往访同乡著名学者魏源，时魏源知江苏高邮州，互出所著相参证，与魏共撰《尧典释天》一卷，又为《古书微》一书绘“唐虞天象”“璇玑内外”“玉衡三建”诸图。咸丰三年初夏，由高邮回到长沙，因胞弟邹汉章随湘军将领江忠源〈字岷樵〉被困江西南昌，于是投笔从役，与忠源弟江忠淑一同往解南昌之围，受知于江忠源，留幕参赞军务。

是年十二月十六日，太平军攻克安徽庐州（今合肥），次日，汉勋与庐州守将江忠源一同被杀于大西门，尸骨未收，曾国藩、左宗棠饬其子世繇、世琦葬衣冠于新化首望山麓。

曾国藩挽以联曰：

闻叔绩不生，风云变色；

与岷樵同死，日月争光。

邹汉勋一生著述宏富，时论湖南学者“船山〈王夫之〉之后，并推邹魏〈源〉，风流文采，倾动一时 ”。其舆地学著作，尤为世所重。

他自己也曾以此为自豪，说要“使天下知吾楚复有绩学谈舆地之人在于草莽中”〈“致左季高孝廉”〉。

在舆地学方面，他全面总结了前人以经纬度绘制地图的经验，不断丰富了西晋裴秀“制图六体”的理论和方法。

他认为任何地点都有其极高偏度，即经纬度，利用极高偏度就可以在地图上定出各府州县的位置，这个论述与今日测经纬度的基本原理相吻合。

汉勋胞弟汉池、侄世治（字子翼）等应湖北巡抚胡林翼之聘，修《大清一统舆图》时就应用了上述原理，图成，世称精审，优于清康熙时的《内府舆图》。及其长孙代钓对此原理更加发挥，并采用西学，使“邹氏舆地学，遂屹然为天下重。”

邹汉勋故居

邹汉勋（1805—1854）是近代中国有名的学者，博学而能专精，在历史地理学（旧称舆地之学）的贡献尤其突出。当时有“记不全，问魏源，记不清，问汉勋”的乡谚，故王闿运为他作传，特别强调他“博学名湖南”。

身后，有人搜集他的著作，集为《斅艺斋遗书》行世。学者谭献，读到这部遗书，认为其文“朴僿而不冗，敦碻而不夸”，固然符合优秀汉学家的标准，但是，他从字里行间读到更丰富的内容，“颇疑其人侗愿而坚，非必柔厚之君子”。按孔子批评三种人，说：“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所谓侗而不愿，就是不仅无知，还不老实。谭献则感觉汉勋此人真诚而坚定，不像是常见的温柔敦厚的读书人，而另有一种豪侠之气。他眼光不错，看得很准。

咸丰元年四月，邵阳出了一桩命案，在某富户的山上发现一具无名男尸，挂在树上，似是自缢，身上却有伤痕。然而，县里派人做尸检，结论却是自杀。这个人是汉勋的远房亲戚，与富户发生冲突，含冤而死。汉勋凭着义愤，率族人赴县控诉。县里既将此案断为自杀，想必皆为富户买通，现在来个秀才，说要翻案，那怎么行。

县里的办法，自然是劝归，并指令富户酌情赔款，同时警告邹家人，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如前所说，汉勋是“侗愿而坚”的人，只服一个理字，其他软硬一概不吃。于是，知县怒了，当堂以寻衅滋事（“事不干己，诈索扛讼”）、扰乱办公秩序（“哄闹官署”）的罪名，革掉他的秀才，关入监牢，拟重治之。

其时，新任宝庆知府黄文琛，访闻属县出了这么一件事，而系狱者是老朋友邓显鹤的学生，且系冤狱，务必出手干预。只是，初来乍到，尚不及观风问俗，更别说详剖案情，若在毫无确证的情况下命令知县放人，未免有枉法的嫌疑，一旦被抓住把柄，知县向省中告状，自己也不一定兜得住。

时届端午，黄文琛生出一计。他邀请所有府县官员及郡中耆老士人，来邵阳县共度佳节。受邀各官，包括邵阳知县，只认为新长官做亲民秀，乐得配合，纷纷到场。及至入席，发现上座一直空着，众人虽有疑惑，再想，可能有神秘贵宾，于是也只能静候。黄文琛看都到齐了，袖出一份请柬，故意教大家看见“文琛顿首”四字，然后让下属备好轿子，嘱咐他，不管邹先生在哪里，都务必请他移驾赏光。

狱卒哪能挡住直接来自知府大人的压力？结局可想而知，又是一段阶下囚一变而为座上客的“佳话”。只是，这不是演戏，这是真事。汉勋“哄闹官署”的时候，并不寄望于未来的偶然，他只知道族人不能白死，有冤即应申张的必然。

二年后，他从军助守庐州，城破，放弃逃命的机会，披发执刃，痛饮狂骂，死于乱刀之下。